二哥不喜欢读书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。

二哥喜欢石头，儿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摆弄石头，跟石头特别有缘分，后来自学成才做了一名瓦匠，终生跟石头打交道。

二哥在家乡小有名气，在我们那里不知给人建了多少锅台、厕所、猪圈、牛棚以及楼房。

二哥十五岁的时候，农村分田到户，打那时起，二哥就是我家的业务骨干。父亲年纪大了，只能做个技术顾问。

二哥身体强壮，力气大。铁犁是很重的，犁田是重活，可我二哥十五六岁就会犁田，这在农村是非常少见的。

1985年春耕的时候，二哥让我做他的犁田助理，就是他犁田，我在后面捡黄鳝。那时，姚河街上黄鳝可以卖到六角钱一斤，很贵的了，我一个上午可以在二哥屁股后面捡到半篓子黄鳝，我们不吃的，全部送到街上卖掉。

黄鳝值钱。二哥除了犁田时让我捡黄鳝，晚上，他还会在田埂上下钩子钓黄鳝。

钩子的制作很简单，首先准备一根长木条，用刀斩断，变成数根筷子长的小木条，然后在小木条的一端系上小钩子，钩子上放点饵料。晚上把小木条插在田埂上，钩子沉入水中，就可以钓到黄鳝了。

初夏的傍晚，村落炊烟袅袅，田野一片宁静，白日里还是长满了紫草的水田，被犁后，都翻了个身，只能看见在水里若隐若现的泥土，不再见有紫草了。二哥拎着一个放满了钩子的竹篮，走到田边，在水田四周插上钩子杆，等候黄鳝上钩。一两个小时后，天黑尽了，二哥就打着手电筒，挨个看看有没有黄鳝上钩。

一般情况下，二哥一晚上可以钓一篓子黄鳝，能卖几十元钱。我当时读初三，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在我读书上。

二哥非常勤奋，很能吃苦。春耕结束了，他就挑着稻箩进村入户收鸡蛋，一天可以收几百上千个鸡蛋，然后挑到城里贩卖，一个鸡蛋可以赚一分钱。鸡蛋挑子有一两百斤重，我二哥经常挑着担子一天步走几十里，非常累的，但二哥从不叫苦。

到了冬季农闲时，二哥和本村的汉子们一起到三十里外的大山区杉树，然后扛来家——那时是没有车的，只能扛。那些汉子都是二十几岁或者三四十岁的壮汉，一次只能扛一棵。我初三的时候，二哥还不满二十岁，他一次竟能扛两棵大树回到家，村人见之无不称赞。这些树木从大山区买来，然后再转手卖出去，赚点差价。

二哥用苦力挣了点钱，贴补家用，供我上学。

我很感谢二哥。

二哥叫朱明理。

我有个堂叔不得不说，因为他是我少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。

这个堂叔好像没有名字，他应该是我的堂叔中唯一没有名字的人，村民只称呼他为“聋子”。

聋子的确切岁数也不知道，大概比我父亲小十来岁。

聋子是独生子，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被处决了，从此聋子的精神就不再正常，你说他疯吧，他也不疯，你说他傻吧，他也不傻，介于疯和傻之间。不正常的时候很不正常，正常的时候一切正常。

聋子高高大大的，圆脸。他不会做活，以乞讨为生，主要在本村庄里乞讨。一到中午的时候，他就会拿着碗筷从村头跑到村尾，看到哪家饭好了，就走到门前，面带笑容的请求道：“给点饭吃吃吧——”他怕别人不给他，还补一句：“给一点点吃着玩。”说完连连点头。因为他天天都来，有些人家烦了，就不再给他。聋子遇到这种情况，转身就走了，长叹一声：“哎——”非常的失望，但不会骂人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母亲从不厌烦聋子来要饭的，聋子到我家来要饭，没有一次是空着碗离开的，我母亲有时给他盛一碗饭，有时给他盛半碗饭，聋子接过饭碗，非常高兴，总会面带笑容连声道谢。母亲一生信佛，乐于布施，聋子到我家来，母亲宁愿让我们少吃点，也不会把聋子拒之门外。

聋子的衣服很少，气温高的时候总是一件灰色的大褂和一件灰色的长裤，气温低的时候则是一件灰色的旧夹袄。但聋子很爱干净，特爱洗衣服，而且只在河边洗衣服，在我印象中，他只做两件事：要饭和洗衣服。

聋子喜欢自言自语，常常对着空中骂人，对空骂人时非常凶的，会把小孩子吓得撒腿就跑。聋子骂人没有对象的，不知道他骂谁。他从不对着人骂人，只对着空中骂人，他从不骂身边人，即便有小孩戏弄他，他也不骂孩子。聋子几乎天天都会望空而骂，一次会骂很长时间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：夏天，聋子搬一个竹椅在塘边坐下，一边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