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是民国时期六安一中高中部的毕业生，毕业后曾在国民政府金寨县计量局工作过。解放后的1958年，因为文化水平较高，成为石牌小学的公办教师，石牌村的很多人，都是我父亲的学生，他们称我父亲为“小先生”。父亲做教师那几年，正赶上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，全国闹饥荒，安徽尤甚，在这种形势下，教师的工资微薄到近乎零，即便这样，当时的国家财政也难以养活公职人员，于是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，鼓励教师等公职人员辞职，辞职者政府给予一次性的补贴。父亲被那一次性的补贴诱惑了，就于1962年申请辞职，回家务农，得到了一点补贴，那点补贴在当时的确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。

改革开放后，父亲已迈入老年，看到昔日的老同事，儿子接班了，自己也有退休金，一家人过着很优越的生活，父亲对自己当年的辞职行为后悔莫及，在家庭民主生活会上，也受到来自我母亲和大哥的怪责，因为，如果我父亲不辞职，根据当时的政策，我大哥是可以接班的，也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，这样的话，我大哥脱离了农村户口，就有可能娶到老婆——即便他有点残疾。那时国家工作人员被称作吃皇粮的人，吃皇粮的人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婆娘？在粮食普遍紧缺的时代，婆娘没有皇粮值钱。在城乡二元时代，城镇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太大了，全然是个金色招牌，被唤做铁饭碗。民以食为天，农村姑娘找对象，只看男人捧的是什么碗，不看男人长了什么腿，我大哥腿有点瘸，有什么关系呢？

另外，如果我父亲有了退休金，大哥又接班了，我和二哥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苦，我母亲也不用那么焦急，家庭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就会好多了，蝴蝶效应就会显现出来。

只是，我对父亲，从不怪责，因为我能理解父亲当时的选择。在工资微薄到零，看不到任何职业的希望，没有任何奔头，家里的孩子又嗷嗷待哺，辞职有什么不对呢？至于后来，邓小平上台，国家形势好了，政策也好了，那是后来的事，人是没长前后眼的。

父亲去世十二年了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全是父亲的诸般好，我上学时，中午父亲在家里做饭，饭好后，他总是先让我吃，我吃好了，他才吃，因为锅里的饭不多，他怕不够吃。

父亲特别讲究卫生，每次吃饭时，他都替我取碗，然后把碗用清水洗了又洗，洗了又洗，生怕我用的饭碗有丝毫的灰尘。他要求我养成饭前洗手的习惯，不要把细菌吃进肚子里。

虽然后来父亲成了农民，但他骨子里是个旧知识分子，经常用古训教导我说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“人财不想，己财不丢。”这些话已经成了家训。

我读初一的时候，父亲每日天麻麻亮就起床做油炒饭给我吃，有时还放点鸡蛋，成了蛋炒饭。我父亲做的蛋炒饭，不太硬，也不太软，油而不腻，香而不冲，结了一层薄薄的锅巴，那锅巴薄如蝉翼，吃起来脆脆的。现在我也经常在快餐店里吃蛋炒饭，但跟我父亲当年做的蛋炒饭，味道差了十万八千里加一站路。那时的蛋炒饭怎么就那么好吃呢？我吃饱后，再喝点水，然后背着书包上学，顿觉浑身是劲，精神抖擞。我现在发现，我上初中时学习成绩那么好，与父亲做的油炒饭有关系，父亲每天用油炒饭为我的学习加油，用油炒饭把我的成绩炒上去，我成绩焉能不好！

我到学校去须过一条河，早上父亲会带着一双长筒靴，到了河边，他就穿上靴子，背着我过河。中午我在学校吃一顿，不回家的。傍晚，他会提前到河边等我，接我回去。天天如此。当时农村孩子上下学，别的父母是不接送的，只有我父亲坚持送我上学，接我放学。路上被村民遇见，也有村人用一种嘲讽的口吻跟我父亲说：“你这么爱儿子，你能保证他将来就能上大学吗？”父亲则低着头，笑笑说：“孩子小，不送他不放心啊。”父亲说的是实话，他就是不放心，因为1982年的时候，农村是有狼出没的。我上学时，曾数次在河滩上遇到狼，有一次还是排狼，所谓排狼就是两只狼一起行走。大清早，狼出现在河滩上，可不是送我上学的，它是来觅食的！没有大人陪着，小孩在狼面前就是一只羊。父亲曾告诉我如何辨别狼和狗，他说狼是夹着尾巴走路的，狗是翘着尾巴走路的，大家可以到动物园里瞅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