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9月，我和舒城县另一位被英士大学录取的学生一同上路，去大学报到。当时日本刚刚投降，局势仍然很混乱。我们一路步行，其中的惊险和艰苦，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。我们从地图上找到温州的位置，经桐城、贵池、屯溪、丽水等县到了海边城市温州。我这个从乡下出来的学生，第一次到城市，那感觉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处处新奇：男人的西装、女人的高跟鞋、夜晚的霓虹灯、高大的楼房、千奇百怪的商品、舞厅、俱乐部、电影院等等，都是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，真是大开眼界，那时我才发现人的生活还可以如此丰富多彩。

英士大学在抗战胜利后才迁址杭州，没有正式的校址，法学院的生活区还在民房中，教室则在公园中，办公室在一栋小别墅中。

我们除了每学期的注册外，没有其它的手续，也不要学费。

校长和院长是看不到的，上课的教授也是来去匆匆，上完课就走，所以老师没有一个在我的记忆中。

学生的衣着朴实简单，男生一般是衬衣、布裤、皮鞋（温州早就有皮都之称，制鞋业很发达），女生的衣服较为时尚，穿裙子多，那时没有牛仔装。学生很单纯，没有任何不良行为，如抽烟喝酒、打架斗殴等。

温州山清水秀，山美水美，时尚秀气。那里的小吃非常出名，汤圆、粽子、海鲜、馄饨都很美味可口，后来我参军走过很多地方，再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小吃能和温州相比。

大一的时候，伙食很好，八人一桌，四菜一汤，有海鲜和肉。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，物价飞涨，日子越过越苦。

大学四年我和家中音信完全中断，我也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。我从小过惯了简朴生活，第一年从家中带来的钱还有结余，生活可以维持。除了生活简朴的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时的消费水平非常低，不能和现在比，各方面都很简单，没有人穿名牌、上酒店、去旅游。交朋拉友也是清水一杯，绝大部分都不谈女朋友，那时结婚早，很多大学生都是已婚的。即使谈恋爱也不是以金钱为诱导的。

1946年，英士大学迁到浙江金华，我读大二，也是最困难的一年，从家中带来的钱已用完，身无分文，连买点生活用品的钱都没有。当时有两个同学向我伸出援助之手。一个是王子云，他是带着妻子过来读书的。另一个是程钟奇。

我最害怕的是寒假，别的同学都纷纷回家，我却一人留在学校。尤其是过年时候，更令人心寒，没有经历过的不知其中之苦，四个春节我都是一个人过的。七个寒暑假我没有回过一次家，原因：一是没有路费，二是我无家可归——内战之火已烧到家乡。

1947年的下半年，我大三时再也坚持不下去了，于是我半工半读，挣点零用钱。我认识金华县长，他是安徽桐城人，是我的老乡，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，想通过他来找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。不久，他在县政府给我挂了个空缺，兼给他读小学的儿子当家庭教师（每月可领180斤谷子，折合现金相当于现在的300元）。

感情生活麻，那时因为女生极少，又比较封建保守，一切随缘，或者听从父母之命，所以男女同学谈恋爱的很少。大学后期，我有个女友，名叫王丽娟，浙江衢州人，是县政府的会计。我们是自由恋爱的，她一人住一个小屋，我们没有情书往来，因见面方便。

那时谈恋爱是保守保密且很封建的，没有卿卿我我、花前月下，更没有激情浪漫甜蜜的感觉，也没有以金钱为前提，双方都没有花钱，每次分手时她都低声细语地要我再来，后因形势巨变，我参军了，我们就分手了。初恋是美好的，令人陶醉的。

大学里的学习是开放的，自由的，认真的。人人都能主动地投入到书的海洋中，没有人督促，也无人管教。以自学为主，自己看书写笔记。每天只上两三节课，主要是发讲义和作笔记，平时也没有作业和考试，只有期末考试。

教师大多是留洋归来，也有名家，但教学水平都差不多。学生的成绩也是如此，分不出谁是优生谁是差生。

学校里有诗社和交友社，人数很少。

1949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毕业论文都写好了，并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。我的各门成绩都还 可以，就是第二外语德语没有学好（第一外语是英语）。

那时同乡观念较强，同学交往主要是同乡交往。学生来自四面八方，以浙江人为主，安徽老乡有几十人，和我交往密切的是同年考取英士大学的两个安庆人（一个岳西人，一个潜山人），我们解放后就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