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初，六安中学复校，陈三舅有两个朋友在该校任教，三舅就托这两个老师带我去上初中。

过了正月十五，家中的一个长工挑了行李和大米送我上学。当时因为六安县城被日本占领，学校设在张家店乡胡家大湾。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，也是我第一次步行120里路，才到达学校。

学校实际上是在一个村庄，宿舍是民房，教室是临时搭的草棚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晚上点的是菜油灯，吃的更不用说了，八人一桌蹲在地上，一个土瓦盆里装的不是青菜萝卜就是南瓜豆子，一天两顿稀饭一顿干饭。教材是土纸印的，现在看不到这种土纸了。学校非常简陋，什么图书馆、实验楼、体育场均没有，最初也没有音乐、美术课，后来逐渐开设。

中学六年大体都如此。

但当时的六安中学的 教师水平很高，有的还是留洋的。那时全县才一所中学，只有两三百个学生，真是集一县的精英。其中有几个高中老师特别令我难忘。一位是数学老师郑光盛，不只是讲课好，画图形不论圆形、方形，或者是三角形，他随手画来，从不用圆规、三角板。另一位是历史老师韦上依，他的课生动活泼，大家都盼望每周两节历史课。韦老师在黑板上画山水、人物、动物等，无不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其中也有差的老师，有个老师绰号叫高大胡子老师，身材高有大胡子，教公民课，也即是政治课，大家都不愿听他的课，他还是北大毕业的。

六安中学校长是胡苏民，留日的，进步人士。解放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第一任厅长。

我在六安中学读了两年半，1941年秋，我转学到舒城中学，当时学校设在乌沙街（现在的万佛湖），校长是陈岱。

初中毕业后，日本人退出县城，1942年舒中迁回到城关镇的伏虎寺，并开设高中（原来只有初中部），我们成为舒中第一届高中生。班上有42人，男生34人，女生8人。校长是王仁峰。

这时，学校的条件有所改善，有正规的教室，但别的没有大的变化，图书馆和实验室依旧没有。

生活仍然艰苦，一年四季穿的都是一双布鞋、两套单衣，冬季有件小棉袄。

学习内容和现在差不多，但没有参考书和补习班、家教之类，学习完全靠自觉。

我在战乱中完成六年的中学生活，物质上是艰苦贫困的，但学生很朴实，学习空气很浓厚。六年中没有一人违纪逃学，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都极好。那时没有班主任，没有人闹事。男女同班，但都很封建，互不讲话，互不理睬，更没有绯闻和早恋，所有的学生都无比的朴实、纯洁、天真。

我在中学时属于小字号人物。一者，年龄小。那时候的孩子上学都很晚，有的十六七岁才上初中，更多的是因战乱耽误了（我也耽误一年多）。二者，多数学生来自大户人家，而我家是破落地主。三者，我各方面都很普通，没有才华也没有特长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只是高考时才一炮打响——这是后话。

在六安中学，我有两位好友，一个是张克涵，是我同学中最有才华的，特别是古文和古诗，初一就能吟诗作词，天赋极佳，聪明过人，可惜高一时就病逝了。另一个是陈叔华，我们亲如兄弟，之后我回到舒中，我们一直书信不断，1945年我到浙江读大学时才中断。

我在舒中时关系较好的同学是解实五，1982年我调回到家乡工作，又和他在舒城师范学校共事几年。他命运坎坷，受尽磨难。还有宋昌五和杨子林，我们结为把兄弟。

刚上初中，我的学习非常吃力，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。我的成绩平平，尤其是数理化，既无兴趣，又跟不上。但我学习很刻苦，到了高中，我的各门功课都天天向上，尤其是文科成绩特别好。

那时的上学之苦，在70多年后的今天想来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。我到六安中学要步走两天才能到校，中途还要在毛坦厂镇住一晚。路上人烟稀少，山间小道，半天见不到一户人家。夏日炎炎，一口水都搞不到喝，蚊子臭虫乱飞，一夜过来，身上全是斑斑点点，奇痒难受，苦不堪言。到了学校，满身臭汗，却没有澡堂，只能用毛巾擦擦身子。

高二时，我有一次死里逃生 。那年冬天很冷，冰天雪地。我在舒中的塘边早读，突然想去滑冰，刚滑到对岸，我前脚上岸，后脚的冰块突然裂开，差点落水而亡。

1945年元月，我高中毕业了。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，全班42人徒步去六安参加高中会考。